文字:鄒欣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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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舞蹈路,從五歲那年被送上娃娃車起,注定帶著流浪的意味。
十五歲考藝專,沒有天生舞星的身段,腰不軟筋不開讓她吃足苦頭,她只能發狠勤練。
習舞的第一個二十年結束,她決定捨棄自小學習的芭蕾,到NYU重新開始。
第三個十年開始時,違背畢業前教授的耳提面命:「別成立舞團!」她回到台灣,有了自己的舞團,世紀當代。
又一個十年過去了,關於編舞,關於創作,她再度捨棄了一些什麼,重新開始了什麼。她以史特拉汶斯基的兩首音樂《婚禮》與《春之祭》為題,標記這個新的起點。
「我最近想來想去,終於發現,十年,原來對我是個很有意義的數字。」姚芬說。
第一個十年:我不喜歡跳舞
姚芬的父母是典型上台北打拼的一代人,從台南縣北上,落腳於忠孝東路五段附近。當年此地是偏郊,有樹有田,排行老三的姚芬,因此擁有一個庄腳孩子的童年,和兄長在田中跑跳、爬樹,長輩說,跟個小男生沒兩樣。
愛跑愛跳、活潑好動的天性,讓母親決定將她送去跳舞。家中並不寬裕,姚芬是唯一學才藝的孩子,但幼小的她並珍惜,「我不喜歡跳舞。第一天去上課,從頭到尾 一直哭,吵著要回家。」回想當年被送上娃娃車去舞蹈教室學舞的不情願,至今說來仍有怨言,姚芬說,朋友也嘲笑她:「都幾歲了還有童年陰影!」
四十年後的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上課總在娃娃車上繞行大半台北的情景。「學校在四平街、南京東路附近,所以我永遠是第一個上車,最後一個回家。第一 堂課媽媽也不跟我一起去,我就是一個人。」姚芬說著一笑,長大後到印度、到新疆、紐約、巴黎......都是一個人上路,「好像從五歲那天踏上娃娃車開 始,就注定了。」
十五歲前,姚芬從最初的抵抗到接受,逐漸把學舞當成興趣,考藝專、念舞蹈科,也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然而,在考場上,她很快體認到現實的打擊,初次有舞蹈夢碎之感。
「我學科表現很好,幾乎考滿分,但一到術科考試,首先是檢查柔軟度......不怕大家笑,我就是那個筋不開腰不軟的人,連後側肌都拉不開,分腿離地竟然 三十公分......」學舞好歹十年,父母投資了很多錢在她身上,對這樣的結果當然吃驚,問她:「筋怎麼會拉不開?錢都花到哪裡?」姚芬很沮喪,也不清楚 自己為什麼都快痛死了,身體還是無法達到舞者該有的柔軟。
不服輸加上愧疚感,使得姚芬考上舞蹈科後,咬牙苦練、狠練。她深知自己不是天生舞者的料子,想用勤奮彌補缺憾,於是不僅學校課程,校外哪裡有舞蹈課開班,她就去學,「好像7-Eleven一樣,到處練,都沒停。」
終於,數年的辛苦練習有了成果,姚芬感覺到身體的變化,她更像個舞者了。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她踏入編舞創作的領域。
五年級的舞蹈科畢展,她編了一支現代芭蕾,《惘》,說的是二十歲將踏入社會的心情。當時編了一組動作,但同學輪番試過一次,連體操隊的人都沒法做到,最後 她自己上場。演出後,老師們都給了不錯的評價,她當然高興,不過還沒意識到編舞將是自己更擅長、更有興趣的領域;也沒料到,自己很快就要離開芭蕾,投身現 代舞的懷抱。
第二個十年:我根本不適合芭蕾
畢業後有段時間,姚芬在新象藝術中心、漢聲舞集學舞、當排練助理。她也給大專院校啦啦隊編舞。帶的啦啦隊常拿第一名,還能賺錢,她很滿足。後來,Paul Taylor舞團的一名舞者來台開現代舞營,她參加後大為震撼:「跳現代舞怎麼這麼有趣!不用像芭蕾一樣舉腿,也不用煩惱自己的身體結構達不到要求,自由 發揮、使用自己的身體,感覺真好!」
這段時間,不只解放對舞蹈的觀念,姚芬也形容際遇有如「坐雲霄飛車」。憑著工作存款,她獨自到印度參加旅行,又去了新疆。接著到加拿大遊學,再去紐約玩耍,因緣際會拿到摩斯.康寧漢獎學金,可以到NYU唸書--留不留?當然!
在加拿大時,姚芬去上了一堂芭蕾技巧課程。那堂課程帶給她最大的收穫,是「發現我根本不適合跳芭蕾」。剎那間體悟過去十多年的苦練,原來不是自己該走的路,不知道是什麼感覺?
但她非常確信自己愛跳舞。若非如此,她可能很難熬過NYU上課那年,創作課教授Phillip Lampe一開始給她的「羞辱」。
那次上課,姚芬在全班同學面前呈現老師交代的作--自己找音樂編一支獨舞。她選了《末代皇帝》電影原聲帶的一段,音樂才下不到幾秒,「Stop!」她很驚嚇,過去沒遇過老師喊卡,怎麼回事?
Cliché。老師當著眾人給了她這個字。「我連這個字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還問同學。同學用我懂的方式解釋,我當場失控,嚎啕大哭。回家後查字典,又哭。傷心死了。」
姚芬記得,那堂課後Phillip看她哭個不停,跟她說了一句話,當下姚芬只管哭,不懂,也不想理會,「可是你知道嗎?那句話真是一個轉捩點。我受用到今天。」
不只如此。Phillip塞了一堆音樂唱片給她,要她從中找到啟發,再試一次。她也發揮學生時代的用功勁,上圖書館找遍各種音樂聆聽,發想。從那以後,姚芬所有的作品呈現,Phillip都是讚賞,惹得其他美國同學向她抱怨,「老師對妳偏心!」
那句話:不要站在屋簷下,要看遠一點的地方。
第三個十年:從創意揮灑回到專注身體
後來,她不只看得遠,根本是跑到遠方看。她到巴黎、到英國新堡駐村交流,最愛看人。在巴黎,把坐地鐵觀察到的人生百態編成《走出.出走》(又是移動,她的 人生命題);在新堡,她以為成群結隊上街的英國人在暴動,人們說,No,那是足球迷,她於是編了一支《I Get a Kick out of You》。
返台後的姚芬,起先以獨立編舞家的身分和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工作。她愛觀察、擅長把日常所見轉換成舞台上的肢體動作,再結合不同的場所空間,不同媒材的創作,於是日常情境、瑣碎的生活細節,變成舞台上虛幻與寫實並存的異境。
也因此,將姚芬歷年作品排開,看見的是一串五花百門的創意組合。她一直喜歡流行舞,所以有了《PUB,怕不怕》;兩廳院一句「妳姚芬就愛挑戰」,給她一大 疊年輕作曲家的現代音樂,她二話不說,做了一支《失憶邊境,A大調降轉E大調》;她想講環境與人的關係,就把舞者帶到公館的自來水園區跳《海洋狂歡節》, 邊跳邊導遊觀眾逛園區;《孵夢》讓舞者塞在層層疊疊的彈簧床墊間跳舞;《大四囍》,讓男舞者穿大紅嫁衣、挽面、蓮步舞,反串新嫁娘。
但她又想變了。創團十年以來,她盡情悠遊於以跨界、創意的概念組合出原創,肢體只佔其中一環節,也開發出很多想像空間和可能性,但,「我想回到跳舞這件事。回到舞蹈的起點,跟身體工作。」
2009年演出的《婚禮》,很多人問姚芬,怎麼變得這麼不一樣?「直覺吧,沒有為什麼」。不只舞者用截然不同的肢體語彙跳舞,這支用史特拉汶斯基清唱劇編 成的舞,從畫家王攀元的作品延伸,舞台上四散著白紙,在舞者腳下逐漸撕裂、糾結。不再有親切的日常用品。投影幕上,王攀元畫作中恆常出現的一枚太陽或月亮 孤懸,這是姚芬理解的婚姻。
「舞者們大多時刻是半踮著腳跳舞,跳起來很難,他們常跟我要硬鞋穿,但這不是我的用意」。踮腳,人的身體就漂浮起來。踮著腳,扛舉彼此向天,如同獻祭,也是向空中的日月乞求,一如追尋一個圓滿的婚姻,或藉由婚姻追尋圓滿。
「太陽跟月亮太遙遠了,圓滿的婚姻也是。尋求這樣的狀態,就不可能是腳踩著地。」
第四個十年:逼視自己的獻祭之舞
姚芬以十年為一單位的計算方式,放在舞團世紀當代身上,也才剛好第一個週期結束。她決定將回到肢體的《婚禮》,連同新編的《春之祭》,兩支史特拉汶斯基視為創團十年的紀念。
雖然《婚禮》完成在先,《春之祭》才是姚芬真正的目標,「但我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辦法做《春之祭》,所以我想,若能先完成《婚禮》的音樂,我就可以做《春之祭》。」
為了重新尋找肢體,《婚禮》花了一年排練。這是她的獻祭之舞。反倒是《春之祭》不打算像尼金斯基等大師那樣以舞表現音樂的祭典,姚芬更想跳出人的原始動物性,以及情慾。
「我感覺婚禮的形成是為了繁衍下一代,但有些少數民族根本沒有婚姻,他們可以靠走婚繁衍後代,那現代人為什麼還要有婚姻?」將婚姻歸結到繁衍,性,理當是姚芬下一步面對的重要議題。
然而,講到性與情慾,創作過程變得很容易跟自己過不去。為了把現實中對情慾的經驗、感受,透過創作說清楚,她在排練場上崩潰多次。「好幾次覺得排不下去。有時候是跟舞者溝通有挫折,有時候是勾起過去的回憶。那些情緒的拉扯,好難。」
那逼視自己的過程,想必十分駭人。然而創作最弔詭之處,在於痛苦的同時也帶來快樂,問她能否survive,她大笑,「會的,但我比較希望可以昇華。」
昇華之後,會是什麼?已經習慣被朋友稱為「打不死的蟑螂」和「九命怪貓」的她,相信自己有足夠旺盛的生命力,繼續創作,繼續旅行。她還在那輛娃娃車上,沒下來過。
*原文刊登於PAR表演藝術雜誌2010年12月號
2011年1月8日 星期六
舞蹈 姚淑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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