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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兆忠
我常常想，如果只能在「缺乏」與「太多」之間作選擇，澳門是缺乏的，還是太多的。
澳門被人說「缺乏」的時候，通常都說是「缺乏」土地資源，於是從百多年前開始，澳門就開始了填海造地的工程，小時候聽老師說：學校大門對開以前是個海，我就在課堂上花光了我所有想像，想到一放學就要跳上小艇回家，也就真的下課鈴響起來了。人類填海造地，應算是很富想像力的，明明不屬於你的東西，你將它吃掉當成自己的，後來在地理課上才明白，領土的界線有時不是想像不想像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於是有些國家在地理上屬於歐洲，但政治上卻是亞洲的。這是人的權慾與大自然對立的具體表現。明明對自然環境來說不是你的，但你卻將它據為己有。沒法子，每個國家、地區其實也想多一點土地資源。
在填海中成長
這是究竟人們「想要」還是「需要」的問題。
小明希望家裡有一面很空的牆，或一片很空的地板，不過小明既很喜歡買東西，又不愛收拾雜物，於是雜物都埋在牆上、地板上。
試想想，小明該整理好凌亂的家，還是多買一間新房子呢？小明該從空間的分配入手整治家居？還是該先檢討自己的消費習慣？也許他根本無需思考，因為他爸爸錢太多，多買幾間房子都沒問題。
聰明的讀者，你覺得這是數學應用題嗎？還是它其實是很無聊的常識題？
小學五年級那個夏天，學校搬新校舍，我們升級也同時成為新校舍的第一批學生，新校舍在新填海一帶，啊，我們的學校總是填海填出來的，沒有填海就沒有學校，升級、新校舍，令我覺得填海彷彿壓根兒就是好東西，每朝清早回校馬路上一大片新植的樹，我們跟著老師的哨子聲繞著樹慢跑。但這不過是非常短暫的浪漫。
進入新校舍的第二年，樹下已由人的跑道變成車的跑道，四周的遼闊都變成工地與沙丘。我們因為缺乏而填海，填海後也會變更缺乏再填海……。如果你家族前幾代人都生活在澳門，你便是在填海中成長起來的澳門人，腳踏的都不是實地，跟只能依賴賭博的經濟發展成一絕配。
聰明的讀者，小明後來買了很多新房子，但他仍要買更新房子，因為他仍然很喜歡買東西，又不愛收拾雜物，於是雜物都埋在牆上、地板上。不過，他說爸爸很有錢，可以為他買很多房子，而他卻不知道，他爸爸動用的卻是公款，他快花光自己下一代的「未來錢」。
小朋友的座位
「如果有一個兒童劇院的話，我會想，小朋友的座位應該是怎樣坐的。」連續三日在港聽了很多亞洲兒童劇場工作者的分享，我覺得「小朋友的座位」這問題最能打動我。
「為了下一代」而做的事可以很廣泛，也每個人有每個人想像中的風景，例如這次在香港，我便聽到很多關於希望有一個兒童劇院的理想，不過每個人（每個兒童劇團）都會對一個兒童劇院有一個要求，但這些不同要求都跟「我想有什麼」有關，例如它有多大，有幾個演出場地，有幾多活動空間等等，可是只有一個人談到「小朋友的座位應該是怎樣坐」這種真的用小朋友的視線去看事物、想事物的角度，就是「想要」和「需要」之間的距離。
在「新城填海區規劃」公眾諮詢的這個時期，罕有地看見很多文化人在為這類公共議題發聲，而報道中，政府也隱隱提到有土地留給「文化康體」公共設施。可是「文化康體」周邊規劃是什麼？是公屋？是商場？是文化園區？基於一向對澳門交通狀況的不滿，我首先想到，如果我們的「下一代」每次都要坐車前往一個遠離日常生活的場所去「親親藝術」（一如現在的文化中心與舊區居民的關係），我們的「下一代」其實在一種什麼樣的氛圍下與藝術文化接觸？藝術文化究竟要與日常生活區隔開來，還是在日常生活中慢慢滋長？在大部份城市中，文化，往往就是讓社區「任紳化」的「開路先鋒」，一旦新城劃出一個作為文化藝術發展的區域，那麼，這個區周邊還可以有「日常生活」可言嗎？現在文化中心附近吃一個菠蘿油、喝一杯奶茶要多少錢？如果藝術只能存在於高級餐廳、咖啡店、時裝名店包圍下的「藝術區」，又或四周豪庭林立的文化中心裡，它所接納的階層和社群到底是誰？
再下來，是我們一直沒問進去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究竟是不是就需要填海？填海究竟是「為了下一代」製造問題，還是解決問題？澳門文化藝術發展的問題，究竟是缺乏土地資源，還是缺乏合理的資源分配或合理的資源分配制度？「為了下一代」我寧願要一個人性化的生活空間，還是一個精緻、高雅的文化地標？
於是，在很多「兒童劇院應該要有什麼」的聲音中，我喜歡聽到有人問：「小朋友的座位應該是怎樣坐的？」
回望新馬路
剛閉幕不久的《回望新馬路》展覽是我近年看過的展覽中，可以一看再看的一個。這不過是一個睡房大的展覽廳，陳列的圖片很多都不是首次得見，不過展覽的重點不在這些黑白照或報紙廣告的懷舊情懷，而是一世紀前一次重要的有關城市規劃的決策。
今日新馬路，除了每年要討論它該不該用來遊行外，不過是旅客絡繹不絕、本地人非不得以不停留的地方，整條馬路裡百分之八十商舖的顧客，對象都並非本地市民，可是，它的確是無數來過澳門的旅客都會記得的地方，甚至很多告訴我他來過澳門的朋友，其實除了賭場外，就只是大三巴和新馬路，從人口比例來看，認為新馬路象徵澳門的外地人，大有可能比澳門人本身多。對很多澳門人來說，新馬路便象「新橋」或「新口岸」一樣，只有它的名字可以歷久常「新」，起碼在我心目中，圍繞著新馬路的都是舊記憶，記錄著它曾經風光的二手記憶，例如爸媽帶我去的舊理髮店，或年輕時的「蒲點」西餐廳，這些都進了我腦袋裡的歷史檔案室，無法修復展出。溫柔的懷舊過後，其實將這些記憶連接起的都只是吃、喝消費，新馬路曾經作為澳門人的時髦、悠閒消費的商業空間；今日，新馬路它依然在吸金，不過，也許下一代聽我們的年青消費記憶，大概已不再在這裡，這裡只能見證旅客搜括手信的熱情，而不再是本土生活的活力，但它的確見證著一世紀裡，澳門經濟發展的變遷。
《回望新馬路》展覽裡，展出了幾份十分重要的文獻，其中由當年工務局公佈於一九○三年的工程計劃簡介、說明裡，提到開路工程的原因，大概內容就是說由於該區街道狹窄、人車爭路、衛生條件差，常常發出「陣陣惡臭」，嚴重影響了交通和商舖經營；為有利於交通和貿易，當局決定在市中心至內港間開一條大馬路，不過，由於工程主要對中國人有利，所以工程的支出應主要由中國人負擔，理由是「據本人理解」（工務局長？）。看著這篇公佈，我更希望知道支出最後是由哪些中國人去負擔？而後來這些因工程而被徵去的山坡、房屋、街巷，裡面的人當時如何面對這場「都市革命」？如何得到安置？還是他們仍然像今日的都市革命一樣「有利於交通和貿易」，可是代價卻由實際上並無得益的小市民去支付？
沙漠水族館
那年頭最紅的日劇裡，大概只有《海灘男孩》（或譯《沙灘小子》）沒看過，很後來，我才看了「劇場版」算補遺。
男孩子女孩子，在海灘民宿說理想談戀愛，故事背後說的是有關初衷的堅持或遠離。「劇場版」裡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段有關「沙漠水族館」的辯論。
「將海豚帶到沙漠國家的孩子眼前，這是偉大的工作嗎？」男孩海都從事海豚研究工作，他的工作是將海豚帶到沙漠去，讓沙漠國家的孩子親眼看見這些海洋生物。他對曾經在沙灘成長的朋友說：「就像我們當初第一眼看見海洋時的喜悅。」真的，就像我第一次到海洋公園看海洋館時的著迷，那的確是一種發現新世界的喜悅；但年長了，再看到那些在冷凍玻璃房裡生活的北極企鵝，我會反問：我們沒親眼看過海豚、魔鬼魚或企鵝又如何？那一剎無傷大雅的喜悅，是不是就有需要讓另一個生物離開真正適合自己生活的地方？
「我覺得很可憐，海豚不是住在海洋嗎？」跟海都久別重逢的真琴反問。曾經對海的熱愛，演變成今天對海的傷害；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將自己喜歡的帶回家（買回家）是那麼自然的事，我們只不過喜歡自己對這個「對象」的感覺，想永遠擁有這種「感覺」，而未必真正愛這個「對象」。將海豚帶到沙漠國家的孩子眼前，大概只是海都希望在孩子的眼中，重尋自己一直緬懷的「喜悅」，海豚最初真正吸引他的，活在海洋裡的自由，他彷彿早就忘了。日劇總是結局完美的，真琴這樣一問，海都就開始反思：「原本在海裡的海豚，被關在泳池裡，心情是怎樣？」用一節廣告的時間，主角就可以設身處地的反思，只有在日劇可以辦得到吧？
十年前看這日劇，我不過是個剛大學畢業不久的「新鮮人」，一晃眼就在文化藝術工作裡混了十年；文化藝術的工作，總不是非黑即白，總存在很多灰色地帶，好處是可能性豐富，但有時也很容易因「標準」模糊而迷失；這些年來，每當事情好像在不斷努力的表象下，卻離初衷愈來愈遠的時候，我就會想起這個日劇情節。於是，當有人說填海就可以有更多發展文化藝術的空間，「沙漠水族館」的意象，又在我記憶裡跑出來，逼問我從事文化工作的初衷。
只有土地
要不是有外地朋友來澳，我想我還沒法立定意向去看一趟太陽馬戲團。
作為一個喜歡混劇場的人，常常願意花幾百元去香港看戲，卻一直沒花幾元去這個近在咫尺的“威尼斯”，以留澳消費的角度來看確實就是罪過。可是當我走進這五光十色的劇院，迎來一個個向我獻技的雜耍藝人，我眞的在澳門消費了嗎？這個機關算盡，步步精密計算的舊酒新瓶，讓我仿如置身異境，我抬頭看劇院上空的機械裝置，這是一個我從沒法想像在澳門出現的舞台，從外地來的表演者，從外地來的觀衆，只有下面的土地，眞眞正正屬於澳門自己，啊，才不，海洋資源應該屬於全人類的，這土地其實也不完全屬於澳門。想到這樣，卡繆的“荒謬感”就來了，人與環境、自身的疏離，構成了這個當代馬戲演出的最深刻感覺。
“互動”是馬戲不可缺少的，不過有分區域，小丑會跟人玩，會倒爆谷，都在正中位置——比我的貴二百元，演出完結時，天空會掉氣球，貴二百元的觀衆就多了這麼一個着數。
劇院裡的階級觀念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劇院外呢？究竟有多少澳門人有看過這個“精彩”的表演，甚至有幾多澳門人眞的到過劇院欣賞表演？
據說，有些住在北區的小朋友，秋季旅行校車經過旅遊塔，便大叫：新葡京。
老師說他們沒離開過從家到學校的範圍，學校旅行便是離開這條路線的唯一一次，更莫說去劇場看一個演出，不是太陽馬戲，就在文化中心看看“小丸子”好不好？文化藝術、劇場演出沒有階層對象嗎？不會。貧富懸殊除了收入水平外，其實還體現於個人接觸文化藝術的機會上。
在澳門，現場表演的門票已幾乎是全亞洲最平的了，可是看一齣戲，還要包括交通、飮食的支出。看戲之外，交通費和膳食費都是一闊三大，多一個人至少就多一百元，而往往有演出上演的區域，物價比其他區都要高，節目再精彩，還需要想想來看的人究竟需要何種經濟能力，全澳門又有多少人被排除在外？
鴨就是鴨不是雞
「鴨就是鴨不是雞。」那是好些年前一個中學生的答案。我要求大家為《醜小鴨》這個故事重要命名，「鴨就是鴨不是雞」是認命嗎？還是終於找到了自己的身份？有說這故事是教導人「只要肯努力，終可展示潛能」或者「莫欺少年窮」之類，可當主題建基於「醜」這個形容詞上，而結局又戲劇性地從「醜小鴨」變成「美天鵝」，所謂「潛能」也不過是讓自己外貌看起來變得「美」的潛在可能而已。然而，如果鴨真的就是鴨，牠終究不會變種成天鵝（想想也恐怖吧？），當中並無任何鵝蛋錯掉進鴨窩的美麗誤會。小鴨，當牠被生下來就跟其他的鴨很不一樣，於是我們就給牠一個「醜」的外號，甚至強要給牠一個「有日會變天鵝」這種不可能的任務，小鴨便無以塑造自己的形象與生存價值，一生要活在別人的命名下，然後為那「標準」的成長方式而努力。
我們都聽「醜小鴨」長大吧？常常為一個被預定的形象而努力，長大了要成為什麼，要擁有什麼，要像個怎樣怎樣人；由於成長的模式要愈來愈類同，於是人們可以長成的樣式便愈來單一，因為我們都害怕自己不一樣，都怕被認為「醜」。基於人對未來的想像，人們會將自己的城市想像成某種「標準」的城市形象，穿上各式各樣掩飾自己真身的外衣，一件不夠，多穿幾件，現在，我們還要增肥以便穿上更多的新衣飾，像樓盤廣告的未來藍圖，一個穿著整齊光鮮的媽媽，手牽著兩個笑容天真爛漫的小孩，海旁漫步還有很多悠閒西人在跟一個女的在搭訕，天空不知怎的都是氣球和海鷗，標準的「優質生活」圖象，這個暫稱為abcde的新世界讓我想起那些可以套上不同動物外套的變妝吉蒂貓公仔，而準備要加上五片abcde的澳門，究竟是小鴨變天鵝，還是小鴨穿了件標準形式的天鵝外套？
我常常想著《醜小鴨》的其他結局。
有一天，醜小鴨長大了，牠終究沒法長得像隻天鵝，但卻發現自己變了一隻跟其他鴨不同，卻有自己獨特的美的大鴨。
又或者，有一天醜小鴨長大了，牠像吉蒂那樣，替自己套上天鵝外套後也不滿意，還套上過不同動物如孔雀之類的外套，身材愈來愈腫脹，而且也再看不清自己原來的面貌，自己原來最獨特的美。牠終於成為一隻醜小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