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表演行動，或戲劇表現！帳篷劇《黴菌市場 默示錄》的觀后感

 <我們一直用“帳篷戲”，而不是“演劇表現”來形容我們的行動。>



由台灣海筆子企劃製作的《黴菌市場 默示錄》，經歷一年籌備，終於在「微遠虎山」空地的特設帳篷中公演。帶來的震撼與衝擊，絲毫不亞於1999年以來櫻井大造在台灣所創造並帶領的任何一部作品。

然則，有意思的在於，以作品所形容的帳篷劇，卻遠遠無法真正面對十數年來，這樣的劇種，在廢棄的荒地、偏遠的山區發生的意涵。理由僅僅在於，作品指涉的：無非是戲劇的表現。這就免不了為的是成就一種美學；而任何一種美學，至少對櫻井而言，都是小布爾喬亞藝術家的情調。

這是從事這項抵抗性劇場至今，恰逢四十年的櫻井大造(1974—2013) 所堅持的實踐與思惟。我們從這樣的視野出發，才得以清楚為何帳篷要搭在偏遠、荒廢的野地；又為何這樣的空間所生產出來的戲劇，與其說是為藝術家的表現而來，倒不如說是為抵抗的行動而來！

當然，這項行動既被稱作抵抗。便有其展現行動的方法與目標。這樣看，《黴菌市場 默示錄》應該是這麼多年來，帳篷劇在台灣最具行動指標的一回。一如以往地，環繞東亞以至全球的議題，從軍備競賽、地緣緊張直到基改糧食…等龐大的提問，都是劇中逐一被帶出的主軸。

就不說，觀眾們對這些議題的熟悉性如何了，單就其中隱喻性的話語，堆積如土石般傾在身體的內部時，重要的是，更深的反芻與思考！

但，相當耐人尋味的是，這並未形成觀賞的障礙與困擾；反而，讓觀眾從一知半解中產生共同坐下來，一起探索下去的興味。圍繞在其中的是：黴菌這幾乎見不著的微生物，既不被所謂正常化身體(或稱体制) 所接納，卻又因其也被編進市場化系統中，可以被隠喻作類似游民、底層勞動者或移民的符號；那麼，其被排除的須要，就更不如被廉價利用吧！
戲劇表現所帶出的另一項討論，自然在演員的表演如何被評價的問題上。這個關於演員評價的問題，在帳篷劇中，反而被做為演員的登場者的意志與勇氣，和無論如何得共同站在這緊急避難所般的空間上的信念，全然地形成一種帳篷身體論。

這便也形成帳篷身體不為表現而表現出來的行動詩學。無疑地，櫻井大造的帳篷詩學，是繁複的意象所綿密組織起的地下詩行！然則，由於死亡、黑暗、沈寂與絕徑，時而與湧現地那麼自然的幽默或自嘲，緊緊相伴隨行。帶來的卻是高度的迥嚮。

關於這一點，通常會歸納為編導的才華與功力，但，櫻井自己的說法是：如果說我的劇有富有詩意的地方，那是在寫那個人的時候，誤讀·誤解中的痛苦開融時，語言就一下脫穎而出。並不是在我自身中單獨産生詩意。 

這顯得是很有智慧的偈語。難道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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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酒館 一封信

這一次<天堂酒館>的演出,共收到三篇評論.署名房恭行的這篇,寫的是這齣戲的思想與思想之於現實的有效性的提問.它主要的見解,表現在最後的一段結語中:

 

<若回到劇場本身，理解差事劇場可以具有的「公共劇場」的功能，那這些疑難將同時是對我們自己的持續責難。如何參與進來、構思，在對話中凝聚解方？解「我們的」因著歷史而來的扭曲人格的各自時代的病，從而不僅眼視緊鄰的結構或具體暴力、更思考著遠方的貧窮、飢餓、戰爭，這是幻想著詩學、小農烏托邦、揭露社會陰暗的我們的集體責任。>

就做為一個創作者本身而言，我想我們僅僅只能就現實的纏鬥與困境，提出提問。就像劇中演員們拋給觀眾的六個凝神的眼神,是絕望,是質疑,是抵抗…又或其他?

好像我們也只能在這當下畫下表現的問號。

 

當然，這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問號。這也就和整個劇所拋出的命題習習相關。三個世代的人物都--- 無路可出.這原本是沙特的存在主義命題,一但被賦予寫實人物的面貌後;我們便與自己鎖定的議題人物，共同陷入該如何有效處理這問號的困局中。

 

這是我們與觀眾共同分享或分擔這個稱作劇場的空間時，必然會出現的呼吸。無論這呼，是有聲的語言或無聲的意象.伴隨而來的是:劇烈的心跳聲.

 

而後，是署名薛西的另一篇文章。這文章以歷史禁錮為主軸，對於差事的鍾喬風格，提出了觀者的質疑。其實，我還蠻欣賞他的直言。主要原因來自：我所期待的差事劇團，在歷經這二十年的經歷後，能有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以外的突破。

 

薜西的批評重點也落在文章的最後一段。他提到：

 

世代人物並沒有依隨守門人引路的彼端而去（那裡就會是烏托邦嗎？），他們將身體轉向前方，彷彿仍舊帶有某種遲疑，抑或意圖再釐清什麼地，定神凝望前方，像是一種「歷史之眼」的隱喻姿態。想來，這種姿態也是每回觀看他作品時會感受到的，給自己的重要提醒罷。

討論個人，不可能不面對現實；討論現實，不可能不面對歷史。特別在記憶高度斷裂的當今消費世界；這是全球化對人類文化最劇烈卻也最隱藏的撞擊。

 

當然，戲劇著實也無法承載如此多或如此大的命題。這時，戲劇藝術自然會跳出來，詢問我們怎麼做，才會是最好呢？因為，我怎麼做，都覺得自己做不好，所以只好一次－次的改下去，又一次－次的做下。這是我看了于善祿的第三篇短評後的感想。

 

他問說:遙想當年Piscator和Brecht的政治劇場與敘述劇場，其戲的主題性縱使很強烈，但在互為表裡的劇場表達手法亦很多元，而且劇場性十足；但這些在《天堂酒館》裡雖然也有（比如鼓擊、面具舞、紀錄片等），但能量卻顯然少了許多，導致辨證有餘，劇場性不足的印象。

 

我確實感覺，同時要將思想議論與藝術表現都均質而有深度的處理，曾經也終將會再是我戲劇創作上，不容易攀越的險峰。但，我必須前行的原因，應該與我從冷戰/戒嚴体制生活過來，卻未盡訴說之歷程有關。

 

當然，創作必涵蓋想表現什麼與如何表現的內蘊。在這一點上，我應該是情懷是有的，思想也具備了一些！卻在意識先行的入徑上，對於藝術性的沉澱有所不足吧！想必，是這樣的。

 

孤寂，是一定有的。但，寂寞倒是沒有的。我想，對於差事劇組共同完成這個作品，我目前還不想說太多。可以分享的是：這是我自2003年{潮喑}以來，最想突破過往的一次。然而，我又做到了多少？相對地看，或許是有的；其他的，也只能留待公評。

 

鍾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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