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藝術節與台商的考驗
2011/08/06
文／劉亮延
回顧2000年到2011年台灣各種方興未艾的劇場藝術節，每一個都與「整合行銷」有關，行銷的產品是劇場作品，而從來都不是策展人。這是什麼原因？假若有好出風頭的策展人這樣問起，那能得到的答案多是劇場藝術節的策展人幾乎無法涉入每一個創作團隊的內部事務，舞台是神祕的，上舞台的人各有摩拳擦掌的功夫。你打開的是一個神祕的空白地帶，而非一個伸展台。劇場作品不是一件衣服，也不是一台車，它活生生的人的材料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不能量產。行銷什麼？你逼問策展人你到底想要賣什麼？
這到了底充其量就只是一個雙重否定的句型，在劇場作品的某種買與賣的關係之間，雙方並不得到什麼，不是不求什麼，而是所求物「沒有」。策展人買我的賣，我賣策展人的買。說穿了，這是一種角色關係交換的運動。扣除掉交通食宿宣傳行政製作演出，你想從藝術節中圈錢還不如搞搞工程回扣來的實際。
在我所受邀過的所有藝術節活動，我所參觀過的所有藝術節以及我所瀏覽過但並無意購買的精美節目單頁之中，無論產品是進口的還是土產的，無論我是觀眾還是創作者，我從來就知道藝術節之所以為藝術節，它實質上某種假造出來的人群聚集榮景繁華之相，無論是大拜拜還是競技擂台，無論是有買家還是私底下暗盤，就算它弄的幾乎逼真就像個商展農特展，但它還是什麼都不是就是藝術節。農特展不是藝術節創意市集不是藝術節，就像這不是肯德雞這不是肯德雞一樣任性。劇場藝術節一組人來一組人去，各自忙活無暇玩樂，側邊耳聞比較票房巧言討好暗地算計搶用器材，這就是藝術節。是在平常日，那些自付盈虧的主場演出不會見到的。最重要的是，那是明天一早醒來便會過去的事，而我有時是觀眾有時邀伴共舞，我被看見我看見人，舞會派對裡我能求什麼？一勞永逸的幸福？還是當機立斷的恩客？更別說拿我的生活去比擬，還是一時失了神當全世界就應當就是如此，於是拋下家園就算地獄也不惜追隨而去？舞會派對的場合始終是高手過招三式兩招，旁人看花鼓掌叫好或吐痰嘲笑。大家樂一樂便只有如此。
回顧這十年，台灣發生了這麼多劇場藝術節，有大的有小的。同時間北京上海也漸漸開始越來越多。台灣的受邀團隊對大陸主辦方基本上沒有一個滿意的。嫌東怪西的耳語總是講到口沫橫飛。台灣團隊的怨言就出在「圈錢」這個問題上。我們比較一下辦派對錢從哪裡來，然後再思考一下自己是哪根蔥，應該會有比較實際的認識。
依照台灣的通訊傳播法「置入性行銷」是禁止的。因為台灣有自由交易的廣告市場，廣告業主有買賣廣告的插撥時段，無論是實體的界面還是虛擬的界面。但在這個層次上，中國大陸沒有禁止這種行銷方式。於是，廣告業主的廣告需求開始滲透入各種與攏聚人群有關的活動中。大陸辦藝術節，被台灣看成是「圈錢」之道，台灣團隊總以為置入性行銷的收入可以讓台灣受邀節目有大筆進帳。但實際上，從2008年京奧以後，就連中國大陸的二線城市，只要是圈的了錢的行政團隊，都寧可自己花用，自製自辦而不要撒銀子請傲客。為什麼？因為只要是人都懂得投資成本與收益的概念。劇場藝術節又不是演藝圈明星演唱會，它的大眾效應遠不如演唱會，能圈的了多少？其中又有幾個能當凱子？就算透過各種富二代紅二代的政商關係，北京某戲劇節圈到大錢，輪的到台灣團花用嗎？北京國家大劇院，保利劇院多少大排場自圈自花的千萬煙花大製作，有哪一個輪的到台灣團了？（當然我在這裡指的不是表坊）而換個角度講，台灣沒有官辦的製作或官辦的藝術節輪的到我，我能怨人嗎？
令我好奇的是，人家的置入性行銷收入是錢，台灣的藝文政策補助就不是錢，擺明了不都是收入嗎？就是因為參加宴會掙的是局面排場，你還跟人家討蔥要蒜？劇場製作的成本之高，劇場製作比起唱片產業更無法量產，它是文化活動重要的資產，於是文明國家才有補助政策的制定，重商社會才有置入性圈錢的奇觀，大家這麼努力要圖什麼？不就是辦個派對嗎？
北京與台北在劇場製作的支出預算上來說，有完全不同的花錢法，但同樣面臨的問題都是，需要準備30%左右的虧損風險，在台灣這個風險有藝文補助機制支撐，在大陸這個風險就必須尋求所謂的置入性廣告圈錢。將置入性行銷貼上道德標籤是一個詭異的問題，置入性行銷提倡的其實正是自由經濟市場的實現，當我們在自豪自由經濟市場時卻在道德上禁止了這個行為，某種程度上就表明了我們所謂的自由市場具有至高權利的政治統御性，因為它排除了對於全球化托拉斯的清教徒道德鏈具有反動與破壞力的諸種行為。在這個層面上，置入性行銷產生了革命的作用，這便是巴塔耶普遍經濟與限制經濟的觀點。
這十年之間有好多的劇場藝術節，為了社群，為了鄉鎮，為了國家，為了時代這其中相互抄襲的為多，居心剖側荒唐至極的有，歌功頌德的有，巧思趣味的有。有時候是菜色的問題，有時候是主人的問題，作客流水轉眼間，聚會宴席後有人收拾善後，也有人銘丁大醉。
那日一早我頭次遇上了一位計較著昨晚菜色但神智不清又不肯換下髒污的禮服的中年客人。他對我大聲咆哮道：「你憑什麼受邀？你沒有禮服穿你身家有問題，你根本就沒有資格你只是街上閒晃亂闖進了我們大人繽紛世界的觀光客」，然後他大吵大鬧要人家今天再辦一次派對，因為他還有朋友沒有high到。主人早把大門關上，門外有老人家早起蹓躂，陽光刺眼鳥語花香，我們同車的朋友有人驚道，這位怪叔叔好眼熟，以前好像在電視上看過…。
有一天如果我不合時宜了怎麼辦？我心底揪了一下。
生活不是容易的，為了要在美好的季節的傍晚翩然赴宴，我需要先把家裡打理整齊，打理好了家裡我才有辦法思考當晚的主題，為了要表達那個擇定的主題我得作一些採買，但買東西要錢，於是我開始想辦法用最經濟的方式，有些用借的有些用抵換，再算算不夠就去打個零工存一點，我有朋友開銷大跑去賣肉，而我的最下策則是用偷的。只是我漸漸開始能夠衡量，到底要不要應答這個約，自己心裡與口袋裡到底有沒有必要。經過了幾年我約莫寧可更專注於我的不容易的生活，養花比方說，用沈默的方式期待有一天它對我表達什麼。
或許世代真有差異，也或許根本就是年齡本身的差異。當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更慎重地對待我的生活時，我從污合幫眾的外食外賣，漸獨立於自產自銷的小農經濟。我開始發現有一種比較濃烈的芒果要自己種，有一種比較清甜的竹筍要在唯一的時間採。而其中種種趣味與經歷可能化成重重堆疊的我的風格的某些部份，在異地的藝術節派對上變成派對上的新消息。
這是我作劇場創作十年來最深的體會，我若僅能代表我自己我私人（我總是一拒絕「我們」），我願意花上一輩子的時間按耐在一片平淡的小事歲月，因為我這個年紀的我發現，那是最難也最苦的修煉。我沒有禮服我沒有血統我不假借什麼迷幻與輕鬆的音樂性的論調，但我可以種植出一種濃烈的香氣，它震驚了我自己。在一個藝術節的場合裡，在各色不同的宴會場合裡，當我面對著北京的上海的東京的不同城市裡的他們時，我不至於手足無措，也總不至於嫌東怪西。
台商是一種歧視之語，它意旨著一群身處於不安全之中惟利是圖的人，同時它隱射著某種歸納評斷的話語權。台商在大陸，台商永遠是台商不是大陸人，但也不再是台灣人，成功的台商意味著走西口，不成功的台商意味著闖關東。族群劃分與歸類暗陳出永無止境的外省人自身認同錯亂的問題，我們到底應該同情還是惋惜呢？你到底他媽的憑什麼霸著茅坑不拉屎還臭罵外頭站著排隊的人不給你遞茶遞水？你真當他媽的公廁是你家馬桶？還是你真沒家回無處可去？這到底是良知素養的問題還是敬老尊賢的考驗呢？
